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重要决议，对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的机构与任务进行历史性调整，标志着国家行政管理体系进入新阶段。

一、调整背景与决策过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作为地方最高政权机构。大行政区兼具中央派出机关和地方行政领导的双重职能，在政权巩固、经济恢复中发挥关键作用。然而，随着国家进入计划经济阶段，原有体制暴露出层级复杂、效率不足等问题。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核心内容包括：

1. 机构性质转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改为行政委员会，从地方政权机关调整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
2. 职能精简：原属大行政区的邮电、铁路、银行等中央直属企业改由中央直接管理；
3. 人事权上收：重要行政人员任免权收归中央，地方仅保留部分人事审批权限。

二、实施步骤与人事任命

1953年1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正式任命六大行政委员会领导人：

此次调整同步推进两大改革：

• 层级压缩：撤销大行政区下属的军政委员会办事机构，保留政法、财经、文教、监察四类委员会；
• 权责重构：行政委员会不再具备立法权，主要承担政策传达、地方监督及经济计划执行职能。

三、调整动因与历史意义

1. 强化中央集权：1950年《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规定大行政区可“颁布暂行法令条例”，导致部分区域出现政策差异性。调整后，中央通过行政委员会直接管控省、市预算审核、重大项目审批等核心事务，消除潜在的地方分散倾向。
2. 适应计划经济：1953年起实施的“一五计划”要求资源全国调配。例如，东北行政委员会转型后，直接统筹鞍山钢铁基地建设；华东行政委员会则重点督导上海工业体系改造。
3. 防范权力风险：1954年高岗事件后，中央进一步意识到大行政区负责人权力过大的隐患。此次调整为1954年全面撤销大行政区奠定基础，推动形成“中央-省-县”三级管理体制。

四、政策影响与社会反馈

调整短期内引发地方适应性挑战。1953年2月，中南行政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及“部分省份对预算审批流程延长存在疑虑”；西北地区因民族事务复杂，暂保留民族事务委员会作为过渡机构。

但从长远看，改革成效显著：

• 中央财政控制力提升，1953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加23%；
• 重点工程推进加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长江大桥等项目均在行政委员会督导下启动；
• 为1954年宪法确立“单一制”国家结构提供实践支撑。

这场行政管理体系变革，不仅是机构精简的技术性调整，更是新中国从战时体制向建设型政权转型的关键一步，深刻影响了后续数十年的国家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