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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一场改变中国革命走向的会议

时间: 2025-03-13 11:07:41 阅读: 121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上海秘密召开。这场会议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不仅重塑了党中央的权力结构,更成为党内路线斗争的重要转折点,深刻影响了此后四年的革命进程。

会议背景:从路线分歧到权力博弈

1930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即“立三路线”)导致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受挫,党内矛盾激化。同年9月,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的六届三中全会虽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却被共产国际指责为“调和主义”。同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以“国际路线”名义推动改组中央,其核心目标是扶持留苏派代表王明(陈绍禹)掌权。

此时党内存在三股力量:

  1. 原政治局成员:以瞿秋白、周恩来为代表,主张逐步纠偏;
  2. 王明派系:以留苏学生为主,要求全面否定三中全会;
  3. 反对派群体:包括何孟雄、林育南等早期工运领袖,以及罗章龙领导的工会系统干部,主张彻底改组中央。

会议过程:争议与高压下的表决

会议在武定路修德坊秘密举行,37名代表参会,其中15人未获正式通知。米夫以“安全原因”将议程压缩至17小时,并打破常规允许非中央委员参与表决。

争议焦点各方立场
会议性质罗章龙派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米夫坚持四中全会合法性
三中全会评价王明派全盘否定,何孟雄派认为未彻底纠错
中央委员人选米夫拟定名单遭反对,最终王明等9人进入政治局

会上,王明宣读《两条路线底斗争》(后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将立三路线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要求全面清算“调和派”。在米夫操控下,会议通过决议撤销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职务,王明、任弼时等进入决策层。

权力更迭:从组织调整到路线转向

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层发生重大变动:

  • 撤职: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退出政治局;
  • 新增:王明、刘少奇等进入政治局,向忠发名义留任总书记,实权由王明掌握;
  • 地方改组:江苏省委、上海区委全面换人,向各苏区派遣“钦差大臣”推行新路线。

这一变动标志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占据主导,其特点包括:

  1. 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忽视中国实际;
  2. 强调“进攻路线”,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3. 党内开展“反右倾”斗争,压制不同意见。

后续震荡:从党内分裂到龙华血案

会议结束次日,罗章龙、何孟雄等16人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成立“第二中央”,导致党组织分裂。1931年1月17日,何孟雄、林育南等36人在上海东方旅社集会时被捕,其中24人于2月7日被秘密枪决于龙华,史称“龙华二十四烈士”。

烈士群体构成复杂:

  • 工运领袖:何孟雄(中共创建时期50名党员之一)、林育南(二七大罢工领导者);
  • 文化界人士:左联五烈士(柔石、胡也频等);
  • 地方干部:南京市委书记恽雨堂、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青士等。

鲁迅为此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痛斥当局暴行,而党中央却一度将烈士事件归咎于“反党活动”,直至数年后才平反。

历史回响:一次争议性转折

六届四中全会将共产国际的意志凌驾于党内民主之上,开启长达四年的“左”倾统治,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1954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其定性为“以错误路线代替正确路线的会议”。

这场会议留下的核心命题,直至延安整风时期才得以系统反思——如何平衡国际主义与本土实践、如何处理党内分歧、如何避免权力更迭中的宗派主义,这些思考为中国共产党走向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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