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丹（UThant）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1961-1971），以中立、务实和低调的调解风格著称，尤其在冷战背景下通过非对抗性手段化解危机，推动非殖民化进程。

外交风格对比表

吴丹的独特外交路径

1. 协商优先于对抗
   吴丹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采取“静默外交”，通过非公开渠道与美苏沟通，避免直接冲突升级。相比哈马舍尔德在刚果危机中派遣维和部队的主动干预，吴丹更倾向通过外交斡旋达成妥协。

2. 中立与务实的平衡
   作为首位来自亚洲的秘书长，吴丹拒绝成为大国附庸。他公开批评美国越南战争，但避免使用谴责性措辞，转而推动停火谈判。这种务实风格与安南后期强调人权问责的立场形成对比。

3. 非殖民化进程的加速
   在任期间监督21个新兴国家加入联合国，包括1965年推动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相较前任侧重欧洲事务，吴丹将联合国重心向亚非拉倾斜，直接促成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前期铺垫。

4. 发展议题的早期布局
   创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将技术援助体系化。这一举措超越当时冷战框架下的安全议题，为后续联合国介入全球发展奠定基础，比古特雷斯的气候行动倡议早半个世纪。

历史背景的差异化选择

吴丹所处的冷战高峰期（如柏林墙修建、越南战争）要求秘书长角色更侧重危机管控而非价值观输出。其缅甸佛教文化背景带来的“非暴力”思维，与欧洲出身秘书长受现实主义政治影响形成的决策逻辑存在本质差异。这种差异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体现尤为明显——当安南明确指称战争“不合法”时，吴丹时代的联合国更倾向保持机构存续性而非道德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