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1918年抢米暴动期间，天皇制度作为国家象征被政府用于转移矛盾，但民众对天皇的直接批判极少，反映出制度对社会的复杂影响。

天皇制度的政治功能

明治宪法确立天皇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者，但在实际治理中，权力由官僚和内阁掌握。抢米暴动爆发后，政府通过强调“天皇的仁慈”试图缓和民愤，例如寺内正毅内阁宣称“天皇关注民生”，却未采取实质性降米价措施。

民众与天皇的认知割裂

尽管暴动参与者普遍不满官僚和资本家，但极少直接质疑天皇权威。下表对比了不同阶层对天皇的态度：

制度对暴动的抑制作用

1. 合法性转移：政府将米价问题归咎于“奸商牟利”，而非制度缺陷，利用天皇作为道德制高点；
2. 等级制惯性：民众长期受“尊皇”教育，暴动诉求限于经济层面，未发展为政治革命；
3. 镇压依据：军警以“维护天皇社会秩序”为由，快速平息全国超1000起骚乱。

后续制度调整

暴动促使1925年《普通选举法》出台，但天皇仍是权力核心。这种“象征性安抚”表明，天皇制度既为统治提供缓冲，也阻碍了根本性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