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英阿战争（1878–1880年）中，英国通过外交妥协与军事威慑结合的方式，以《甘达马克条约》确立了对阿富汗外交控制权。这一策略直接导致阿富汗主权受限，为后续政治动荡埋下隐患。

该条约签订后，阿富汗形成"外部势力主导外交—本土势力维持内政"的二元格局。这种畸形的国家治理模式导致三大结构性矛盾：

1. 经济自主权缺失使传统手工业崩溃，加速农牧经济解体
2. 外交从属地位引发民族主义觉醒，反英运动持续发酵
3. 中央权威弱化催生地方割据，为20世纪内战埋下伏笔

英国妥协策略实质是"有限控制"的殖民新形态，这种间接统治模式既维持了表面独立，又确保实际利益攫取。其遗留的治理真空在20世纪演变为大国博弈场域，深刻影响着阿富汗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