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苏州审判中，沈钧儒等七人通过法律辩护、事实澄清与政治诉求，系统驳斥“危害民国”罪名。

一、法律依据不足

辩护核心：救国会的活动符合《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

• 沈钧儒指出：“救国会的成立宗旨是团结抗日，完全基于国家利益，与‘危害民国’无关。”
• 章乃器援引法律条文，强调“爱国行为不能等同于叛国”。

二、爱国动机的澄清

关键论点：抗日救亡是全体国民的共同责任，非“危害国家”。

• 王造时质问：“若救国即危害民国，难道卖国才是维护民国？”
• 七人提交的《答辩状》中强调：“抗日救国是国民天职，政府若阻挠，则与民意相悖。”

三、指控证据不实

事实反驳：控方证据多为断章取义或捏造。

• 李公朴当庭揭露：“所谓‘秘密文件’实为公开的救国宣言，内容无任何颠覆意图。”
• 史良质疑证据合法性：“证人未出庭，文件未核对，如何定案？”

四、程序与法理矛盾

程序漏洞：审判违反法律程序，缺乏公正性。

• 沙千里指出：“《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不适用于和平请愿活动。”
• 辩护律师团（如张志让）强调：“政府混淆‘危害国家’与‘批评政府’的界限，实为政治迫害。”

五、社会舆论与政治诉求

外部压力：全国各界声援迫使当局退让。

• 宋庆龄、爱因斯坦等国内外人士联名抗议，揭露审判不公。
• 七人当庭提出：“抗日与民主并行不悖，政府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通过上述策略，七君子不仅揭露了指控的荒谬性，更将庭审转化为宣传抗日救国的舆论阵地，最终迫使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宣布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