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由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百色起义，通过军事斗争与政权实践，为中共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提供了关键经验。

一、推动军事力量体系化建设

起义后成立的红七军成为中共早期正规化武装之一，其编制和战术为后续红军发展奠定基础。

• 兵力结构：起义部队整合农民自卫军、旧军队进步力量，形成约5000人的战斗序列。
• 战略方向：开辟右江根据地期间，采用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的模式，验证了“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理论。

二、创新革命根据地治理模式

建立的右江苏维埃政府首次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践土地改革政策，形成多维度治理框架：

三、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起义过程中确立的党委制与政治委员制度，成为中共建军原则的核心：

1. 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军事民主
2. 师、团级单位设政治部，确保思想统一
3. 首创“支部建在连上”组织形态

四、开辟南方战略支点

右江根据地与中央苏区形成南北呼应态势，1930年红七军北上转移途中，沿途传播革命火种，在湘赣边界建立新游击区，为长征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埋下战略伏笔。

五、培育革命骨干力量

起义中成长的韦拔群、雷经天等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新四军、八路军重要指挥员。据统计，参与起义者中有37人后来获得少将以上军衔，形成特殊的“百色系”军政人才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