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严格控制成立全国性组织的通知》，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组织无序扩张的现象，首次明确全国性组织的审批权收归中央统筹，并建立复查机制清理冗余机构，标志着我国社会组织管理进入规范化阶段。

政策背景：机构膨胀倒逼制度收紧

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各类“协会”“学会”“基金会”等民间组织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4年，全国性组织已达700余个，且数量持续增长。部分组织未经审批擅自成立，甚至利用中央机关或领导人名义扩大影响力，导致机构臃肿、职能重叠，滋生公款滥用、特权寻租等问题。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简政放权”方针，要求上层建筑领域精简机构。然而，跨行业、跨地区的全国性组织泛滥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中共中央在通知中指出：“叠床架屋、鱼龙混杂的现象可能助长不正之风，阻碍四化建设。”

核心措施：三重机制严控组织准入

《通知》从审批、复查、监管三方面建立约束机制：

1. 审批权上收中央
   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全国性组织须由中央、国务院统筹决定，任何部门或个人无权审批；专业性学术组织需经主管部门审查后报国家体改委审定。
2. 存量组织全面复查
   已成立的全国性组织分两类处理：专业性学术组织由主管部门复查后补办手续；跨领域组织需重新审查，冗余机构一律撤销。
3. 切断利益输送渠道
   禁止未经批准的组织使用“中央旗号”开展活动，各级领导干部及离退休人员不得违规兼任职务，单位不得以公款、公物支持此类组织。

政策深化：四十年管理框架演变

1984年《通知》奠定了社会组织双重管理（登记机关+业务主管单位）的基础。此后，相关政策持续完善：

2015年起，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全面脱钩，切断行政依附；2023年民政部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培训活动，严禁借培训名义公款旅游、违规消费。

执行成效：数量可控与结构优化

政策实施后，全国性组织扩张势头得到遏制。以教育领域为例，1986年国家教委规定全国性教育组织须满足“广泛代表性”“固定经费来源”“非盈利性”等条件，并禁止开展商业经营活动。截至2023年，民政部登记全国性社会组织共2309家，其中5A级仅占12%，评估淘汰机制促使组织提升服务质量。

挑战与平衡：监管与活力的博弈

当前社会组织管理仍面临两难：过度管控可能抑制创新，放任自流则易引发乱象。2024年新疆民政部门提出，评估需兼顾“坚持党的领导”与“服务基层治理”，反映政策导向从“严控”转向“提质”。专家建议，未来可探索分类管理：对公益慈善类组织放宽准入，对涉政治、宗教领域保持审慎，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