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话会议，部署针对卖淫嫖娼、传播淫秽物品等六类社会丑恶现象的专项整治行动，公安部长王芳强调多部门协同治理。

专项治理启动背景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卖淫嫖娼、聚众赌博、封建迷信骗财等社会问题呈现扩散趋势。尽管多次开展区域性打击行动，但“六害”问题仍呈现“屡禁不止、死灰复燃”的特点。据公安部门统计，仅1988年，全国查处涉“六害”案件超10万起，青少年群体受害比例达35%。

此次行动被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全国性社会整治工程”，目标是通过法律震慑、行政管控与思想教育结合，遏制“六害”对公共安全、社会风气及青少年成长的持续性危害。

“六害”定义与整治框架

国务院明确“六害”范畴包括：

1. 卖淫嫖娼：重点打击组织者、容留场所及跨区域人口贩卖链条；
2.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清查地下印刷窝点、非法音像制品流通网络；
3. 拐卖妇女儿童：建立跨省协查机制，强化重点地区防控；
4. 私种吸食贩运毒品：严控云南、广西等边境地区毒品源头；
5. 聚众赌博：取缔地下赌场，严惩职业赌徒及高利贷团伙；
6. 封建迷信骗财害人：打击神棍巫婆，整顿民间迷信活动聚集地。

表：治理措施与责任部门

多层级协同治理机制

行动要求形成“中央统筹、地方联动、部门协作”的三级治理网络：

• 中央层面：国务院成立专项领导小组，王芳担任总指挥，成员涵盖公检法司等14个部委；
• 地方层面：各省市设立行动指挥部，实行“属地管理+跨区支援”模式，重点区域24小时巡查；
• 社会参与：工会、共青团、妇联发动志愿者，开展“家庭拒六害”宣传活动。

政法机关被要求“依法从严从快处理”，对三类犯罪实施“零容忍”：

1. 组织强迫卖淫或经营淫秽场所的主犯；
2. 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超过5000元的团伙；
3. 拐卖妇女儿童导致重伤或死亡的嫌疑人。

法律执行与政策边界

公安部明确“宽严相济”原则：

• 从严情形：对累犯、利用未成年人犯罪、勾结境外势力等行为，适用死刑或无期徒刑；
• 从宽情形：被胁迫参与且无前科者，可酌情减轻处罚，并纳入社区矫正。

例如，1989年浙江某地下印刷厂因印制淫秽书刊20万册，主犯被判处死刑；而两名受雇的临时工因主动检举，获刑3年。

行动成效与社会反响

首轮行动3个月内，全国捣毁涉“六害”窝点3.2万个，解救被拐妇女儿童1.1万人，缴获毒品12吨。北京、上海等城市涉黄警情下降70%，公众满意度达89%。

长效治理挑战：

• 部分地区存在“运动式执法”倾向，案件数在行动后反弹；
• 基层执法资源不足，偏远县城难以持续高压监管；
• 青少年法制教育缺失，导致重复犯罪率偏高。

国务院要求各地在1990年6月底前提交整改报告，并将“六害”治理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对履职不力者启动问责。

此次行动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从“单一打击”转向“综合防控”，为后续《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订及“平安中国”战略提供了实践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