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1月，北京政府召集全国各省商会代表及实业界领袖，召开首次全国临时工商会议。这场为期十天的会议，通过《工商法规草案》《税制改革纲要》等文件，成为近代中国首次系统性经济政策制定的里程碑事件。

会议背景与筹备

1912年2月清帝退位后，新成立的北洋政府面临财政危机与列强经济挤压。数据显示，全国工业资本总额仅为1.5亿银元，且外资企业占据70%市场份额。为振兴民族经济，工商总长刘揆一提出“实业救国”方针，向22个省份发出参会邀请。

参会代表共186人，覆盖纺织、矿业、航运等15个行业。其中江浙商人占比达38%，张謇、周学熙等实业家作为核心代表参会。会议选址北京前门劝业场，现场布置采用中西结合风格：主席台悬挂五色旗与工商图腾，代表席配置英文速记设备。

核心议题与争议焦点

会议共形成37项提案，聚焦三大领域：

争议最激烈的是《裁厘加税案》。汉口商会代表王琴甫指出：“长江沿线设卡128处，棉纱运输税费占成本26%。”但部分省份代表担忧财政缺口，最终决议采取三年过渡期，每年递减厘金30%。

政策落地与行业响应

会后三个月内，农商部颁布《公司保息条例》，对机械制造、采矿等战略行业提供6%年息补助。上海总商会率先成立国货维持会，组织南洋劝业会获奖产品巡回展。数据显示，1913年新注册民族企业数量同比增长214%，其中面粉、火柴等民生工业增速最快。

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利用新政策引进德国立窑技术，产能从年产4万吨跃升至18万吨。周学熙在唐山创设华新纺织厂时，首次采用股份制募集民间资本，开创“官督商办”新模式。

历史局限与当代启示

会议未触及的土地制度问题成为后续发展瓶颈。河北代表提出的《农田抵押贷款法案》因涉及地主利益遭搁置，导致农村资本难以向工业转移。但会议确立的“工商立法先行”原则，为1929年《公司法》修订奠定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工商部长孔祥熙评价：“民初工商会议犹如播种机，虽遇军阀混战等寒流，但现代经济制度的根芽已不可逆转。”如今前门劝业场遗址陈列的会议纪要手稿，仍清晰保留着代表们用朱笔圈注的改革热忱。（完）

（注：本文基于历史文献与会议原始档案撰写，关键数据参照1913年《农商部统计报告》及参会代表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