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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太原沦陷后,阎锡山领导的晋绥军节节败退,至1938年仅剩残部2万余人。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山西新军(决死队)和牺盟会在敌后迅速发展,控制全省70余县政权,兵力达5万人以上。阎锡山深感威胁,1939年3月召开秋林会议,提出“抗日第二,防共第一”,试图通过“五统一”政策收编新军,取消政委制。同年1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明确“防共”方针,阎锡山加速与日军秘密接触,策划清除新军。
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以“抗日”为名,命令决死二纵队于5日内进攻汾阳、孝义的日军据点。此举意图将新军置于日伪与晋绥军的夹击中。二纵队识破阴谋,拒绝执行命令。阎锡山随即宣布其“叛变”,调集6个军兵力向隰县、孝义进攻。
事变初期军事部署 | 晋绥军指挥官 | 攻击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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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西主战场 | 王靖国、陈长捷 | 决死二纵队196旅 |
晋西北方向 | 赵承绶 | 八路军120师358旅 |
晋东南方向 | 孙楚 | 决死三纵队、地方政权 |
阎锡山同步实施政治高压:
中共中央采取“有理、有利、有节”方针:
事变中,22岁的牺盟会女兵高首先在永和县被捕,凭借机敏策反两名国民党军官,带其投奔延安。她的经历成为中共地下工作的缩影。而决死三纵队政委董天知率250人突围,其部队损失4000余人,揭示局部战场的惨烈。
阎锡山在1940年感叹:“我不当汉奸,但亦不能与共党合作。”这种矛盾心态,恰是山西抗战复杂性的写照。晋西事变最终成为山西抗战力量重组的分水岭,中共由此确立在华北敌后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