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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花轿自刎事件:一场震动全国的婚姻制度大讨论

时间: 2025-03-16 11:10:08 阅读: 63


1919年11月14日,长沙南阳街23岁女子赵五贞在迎亲花轿内用剃刀自刎,这场由包办婚姻引发的悲剧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变革的焦点事件,引发全国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激烈批判。

血色婚轿:赵五贞的绝望抗争

当日上午,赵五贞身着嫁衣,被母亲和姐姐严密搜查后送上吴家迎亲花轿。行至青石桥时,轿夫发现血迹从轿内渗出,掀帘后众人惊见新娘仰卧,喉部伤口深逾寸许,身旁遗落剃刀一柄。赵五贞被紧急送医,终因失血过多身亡。据事后调查,她将凶器藏于绑腿中,以“天寒不解”为由躲过搜查,最终在轿内完成自杀。

这场悲剧早有预兆。赵五贞父亲赵海楼经营眼镜店,因贪图吴家丰厚聘礼,将女儿许配给年过三十、以古董业营生的吴五为继室。吴母以“悍恶”闻名,曾因邻里纠纷咬伤他人。赵五贞多次反抗未果,甚至在婚前直言“宁死不嫁”,但赵家迫于“礼教颜面”坚持完婚。

舆论撕裂:守旧派与革新派的激烈交锋

事件曝光后,长沙《大公报》《女界钟》等媒体连续追踪报道,民间舆论呈现两极分化:

观点阵营代表性言论
传统伦理维护者“女子违抗父命即属不孝”(地方乡绅);“吴家亦为受害者”(部分市民)
社会革新倡导者“万恶婚姻制度杀人”(《女界钟》特刊);“须打破媒妁迷信”(毛泽东)

保守派指责赵五贞“性情过刚”,而进步知识分子则将矛头直指制度性压迫。11月21日,《女界钟》特刊痛斥:“煌煌礼教、赫赫父命,竟逼得女子无立足之地!”

毛泽东的十篇檄文:解剖社会病灶

青年毛泽东在13天内连发10篇评论,从多重维度解构事件本质:

  1. 制度批判:指斥“三面铁网(社会、母家、夫家)合围致人死地”,强调环境逼迫是自杀主因;
  2. 人格觉醒:认为赵五贞以死抗争是“人格的瞬间迸发”,标志被压抑女性意识的觉醒;
  3. 改革路径:提出“青年自主婚姻”“废除媒妁制度”“破除命理迷信”等系统性方案。

这些文章通过《大公报》传播,推动讨论从个案上升至制度变革层面。毛泽东更断言:“中国家庭制度黑暗至极,女子无恋爱自由权,此为根本矛盾”。

司法与习俗的荒诞对峙

官方处理凸显制度顽疾。长沙检察厅判定赵五贞系自杀,却强行在棺木贴上“吴赵氏”封条,将其死后身份仍禁锢于夫家。这种“死亦为夫家鬼”的处置,被舆论讥为“礼教吃人最后一刀”。

与此同时,民间出现戏剧性对比:

  • 旧伦理延续:吴家退还聘礼时要求“洗刷晦气”;
  • 新思潮涌动:女学生团体公开悼念,称赵五贞为“自由祭坛上的牺牲者”。

历史回响:从个体悲剧到制度变革

赵五贞事件成为五四时期女性解放的标志性案例:

  1. 舆论动员:全国报刊三个月内刊发相关文章逾200篇,远超同期扬州船娘自杀事件影响力;
  2. 立法推动:1926年国民党《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反对包办婚姻,吸纳事件讨论成果;
  3. 文化转型:催生《终身大事》《三个叛逆的女性》等反封建婚恋题材文艺作品。

这场以鲜血为代价的控诉,最终撬动中国婚姻制度近代化进程。正如当时评论所言:“赵女士之死非终点,实为千万女性挣脱枷锁之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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