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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创办：教科书革命与百年文化传承

时间： 2025-03-10 14:00:08 阅读： 137

1912年元旦，上海福州路惠福里的一间民宅内，26岁的陆费逵与同仁宣布成立中华书局。这家以“中华”为名的出版机构，以“教科书革命”为旗号，在时代剧变中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革新之路，也奠定了其百年文化传承的基石。

一、破局：从商务印书馆到“教科书革命”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陆费逵敏锐察觉政权更迭的必然性。他联合戴克敦、陈寅等同仁，秘密编写符合共和体制的新式教科书，以取代清廷旧制教材。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甫一成立，便推出《中华教科书》，书中首次采用象征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图案，迅速抢占市场。

面对商务印书馆的垄断地位，陆费逵提出“完全华商自办”口号，强调民族资本的独立性。至1916年，中华书局资本增至160万元，职工超千人，成为中国第二大出版机构。

二、崛起：多元布局与文化抢救

初创时期的中华书局以教科书为核心，但其视野远超教育领域：

1. 工具书里程碑：1915年推出《中华大字典》，收字4.8万余，被誉为“近代辞书之冠”；1936年《辞海》问世，开创中国现代百科全书先河。
2. 古籍抢救工程：1920年代影印《古今图书集成》（仅存雍正铜活字版），排印《四部备要》（收录经史子集351种），使珍稀文献得以流传。
3. 思想启蒙阵地：出版卢梭《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等译著，创办《大中华》《中华教育界》等24种期刊，抨击时政，传播新思潮。

三、危机与重生：抗战烽火中的坚守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书局遭遇重大挑战：

• 战略转移：上海总厂以“美商永宁公司”名义维持运营，香港分厂承接国民政府钞票印刷，重庆设立总管理处，保障教科书供应。
• 经济自救：承印香烟壳、邮票等商业订单，1942年资本逆势增至400万元，年营业额达千万元。

这段时期，中华书局出版《孙中山全集》，编纂《中外关系史丛书》，成为抗战文化战线的重要力量。

四、新生：从私营到国家古籍整理重镇

1954年公私合营后，中华书局迁址北京。1958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办事机构，开启专业古籍整理新时代：

• “二十四史”工程：1958-1978年组织全国专家点校，历时20年完成，被誉为“新中国最伟大古籍整理工程”。
• 体系化出版：推出《资治通鉴》《全唐诗》《甲骨文合集》等基础典籍，形成“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系列。

五、百年基因：精神传承与当代使命

中华书局的百年历程，始终贯穿着两大精神内核：

1. 革新魄力：从“教科书革命”到数字化古籍数据库建设，始终引领出版业变革；
2. 学术坚守：历代编辑与学者“二十年磨一剑”校勘《梁书》，3400条新增校勘记见证精益求精。

2012年百年华诞之际，中华书局累计出版图书3万余种，563种获国家图书奖，成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标杆。正如创始人陆费逵所言：“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这家百年老店的历程，恰是一部用出版推动文明进程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