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迁台后，通过重建学术机构、拓展研究领域与培养人才，奠定台湾考古人类学基础。

一、学术机构重建与学科整合

1949年，李济主持重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将其迁至台北南港，并设立考古馆与人类学陈列室。他整合资源，推动两大领域的交叉研究，形成以下架构：

二、田野考古实践与遗址保护

李济主导多项台湾本土考古项目，包括：

• 圆山遗址发掘（1953年）：首次科学论证台湾史前文化层序，揭示新石器时代至铁器时代的连续性；
• 大坌坑文化研究：提出台湾与大陆东南沿海的文化关联性；
• 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强调遗址的法定保护范围。

三、跨学科方法论创新

他将人类学体质测量、语言学分析与考古地层学结合，例如：

1. 族群溯源研究：通过骨骼标本对比，探讨台湾原住民与东南亚族群的迁移路径；
2. 器物类型学扩展：引入统计学方法，量化分析陶器纹饰演变规律；
3. 学术期刊创办：主编《中央研究院院刊》增设考古人类学专栏，促进成果传播。

四、国际协作与学术话语权提升

1955年起，李济促成台湾与美国、日本合作开展环太平洋考古计划，包括：

• 与哈佛大学合作分析台湾黑陶文化；
• 邀请日本学者鹿野忠雄参与山地部落调查；
•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中提交台湾考古报告，确立学术地位。

五、本土人才储备与教育体系

他在台大开设**《中国古器物学》与《民族志方法论》**课程，指导学生如张光直、宋文薰等，制定“田野实习-实验室分析-理论建构”三步培养模式，使台湾成为亚太地区考古人类学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