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通过“三家分晋”的叙事，强调礼制与道德对国家存续的决定性作用，揭示权力僭越与伦理失序的后果。

一、礼制框架下的政治秩序

司马光将“三家分晋”置于《资治通鉴》开篇，意在突出“礼”为治国根基。他认为，周天子对韩赵魏分封的认可，实质是纵容僭越，导致“纲纪散毁”。这种对等级制度的维护，反映其保守主义政治立场——主张以宗法礼教约束权力，反对任何破坏传统秩序的行为。

二、道德评判与历史选择

司马光对人物的臧否贯穿叙事：

1. 智伯的覆灭：智伯因贪婪暴虐招致灭亡，被批为“才胜德”的典型。司马光借此强调“圣人以德服人”的治国逻辑，否定仅凭权谋武力的统治。
2. 赵襄子的“隐忍”：赵氏通过退守晋阳、凝聚民心逆转局势，被赋予“以柔克刚”的道德正当性。这一选择暗合司马光“仁政安民”的儒家理想。

三、历史叙事的现实映射

北宋中期的政治危机（如王安石变法引发的党争）促使司马光借古喻今。他将“三家分晋”类比为中央权威衰落、地方势力膨胀的隐患，呼吁君主强化集权、整顿纲常。其道德观不仅是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更是对统治阶层整体伦理责任的强调——唯有“君臣守分”，方能避免重蹈战国乱局。

（注：本文内容基于《资治通鉴》文本及宋代政治思想研究，无虚构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