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以《儒林外史》奠定讽刺文学基石，其冷峻笔触与对科举、礼教的批判为后世提供了思想启蒙与艺术范式，直接推动了讽刺文学的本土化发展。

一、散点透视结构的延续与革新

《儒林外史》打破传统线性叙事，采用“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散点结构。这种以人物群像串联社会横截面的手法，被鲁迅《阿Q正传》、钱钟书《围城》等继承。例如，《围城》通过方鸿渐的经历串联知识阶层百态，与吴敬梓“以事写人”的布局逻辑一脉相承。

二、社会批判主题的深化拓展

吴敬梓对科举制度的讽刺（如范进中举）成为后世批判封建残余的模板：

三、人物塑造手法的多维突破

吴敬梓笔下人物兼具类型化与复杂性（如严监生的吝啬与人性挣扎），影响了后世讽刺文学中“圆形人物”的塑造。例如：

• 张天翼《华威先生》：通过夸张言行揭露官僚形式主义，延续“以行写魂”的技巧；
• 贾平凹《废都》：以知识分子群像映射时代病症，深化了吴敬梓“众生相”的写实传统。

四、语言风格的本土化创新

《儒林外史》融合白话与文言，开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讽刺美学。这种语言风格在以下层面被继承：

1. 方言运用：如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借河南方言增强讽刺力度；
2. 反讽修辞：王朔小说通过语义错位制造荒诞感，呼应吴敬梓“正话反说”的策略；
3. 白描技法：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以冷静笔触揭露人性弱点。

五、批判尺度的历史性跨越

吴敬梓将讽刺对象从个人道德缺陷转向制度性腐败，这一突破使后世作家获得更宏大的批判视野。莫言《酒国》对官僚贪腐的揭露、阎连科《受活》对权力异化的讽刺，均可视为《儒林外史》批判精神的现代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