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梅兰芳的国际巡演促成了东西方戏剧理论的碰撞，而周信芳的实践则扎根于本土文化革新。

一、梅兰芳与国际艺术家的双向影响

艺术观念的互鉴
1935年梅兰芳访苏期间，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戏剧家展开对话。斯坦尼体系强调“体验派”表演，而梅兰芳的京剧程式化语言呈现写意美学，两者差异引发对戏剧本质的反思。下表呈现其核心理念对比：

理论体系的拓展
布莱希特在《论中国戏曲》中明确提到，梅兰芳的表演为其“史诗剧场”理论提供了跨文化例证。同时，苏联导演梅耶荷德提出“有机造型术”，主张吸收东方戏剧的肢体表达方式。

国际传播的里程碑
梅兰芳的海外演出首次系统展示京剧艺术，推动中国戏曲被纳入世界戏剧三大体系（另两者为斯坦尼体系、布莱希特体系）的讨论范畴。

二、周信芳的跨文化实践

周信芳虽未直接参与国际联合创作，但其艺术改革蕴含跨文化特质：

1. 本土化融合创新
   • 借鉴西方话剧的写实布景与导演制，在《四进士》《徐策跑城》中强化人物心理刻画。
   • 吸收电影蒙太奇思维，设计连贯的舞台调度增强戏剧张力。
2. 文化输出路径
   1950年代率团赴东欧演出《打渔杀家》，通过武戏身段突破语言隔阂，成为民间外交的重要案例。

（注：本文内容均依据《梅兰芳全集》《周信芳艺术评论集》等公开出版物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