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工会面临政策高压与意识形态审查，劳联（AFL）与产联（CIO）为应对共同挑战加速整合。

一、政策高压下的工会生存危机

杜鲁门政府时期，国会通过**《塔夫脱-哈特莱法案》**（1947年），限制工会行动并强化政府干预权。法案核心内容如下：

该法案迫使工会将资源转向法律诉讼与政治游说，两大工会意识到分散行动效率低下。

二、冷战意识形态的催化作用

杜鲁门政府推行**“忠诚计划”**（1947-1953），将工会与共产主义挂钩：

• 产联因部分下属工会（如国际电气工会）被指控亲共，被迫清洗左翼成员以自保；
• 劳联借机抨击产联“渗透风险”，但双方均面临政府审查压力；
• 合并可统一对外形象，降低被政治打压风险。

三、经济环境与组织策略调整

战后美国经济转型加剧劳资矛盾：

1. 通胀与罢工潮：1946年爆发5000余次罢工，杜鲁门强硬镇压（如扣押钢铁厂），工会需联合提升议价能力；
2. 行业结构变化：制造业自动化削弱产联的产业工会模式，需与劳联的行业工会互补；
3. 资源整合需求：双方重复招募导致会员争夺，合并可减少内耗。

四、合并进程中的政策推动

杜鲁门虽否决《塔夫脱-哈特莱法案》，但未能阻止其实施。其政策间接推动合并关键事件：

• 1949年产联开除11个“亲共”工会，扫除合并障碍；
• 1950年成立联合委员会协调政治行动；
• 1952年劳联主席格林去世，合并派米尼接任加速谈判；
• 1955年正式合并为劳联-产联（AFL-CIO），覆盖1500万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