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担任文化部长期间（1986-1989），通过政策引导与包容态度，在支持创作自由的同时强调社会责任，形成独特的平衡模式。

政策导向与文学自由的平衡

王蒙提出“多样化、宽容化”的文艺方针，主张通过以下措施协调两者的关系：

创作自由的边界管理

王蒙采取“柔性引导”策略：

1. 题材分级：区分敏感题材与普通题材，对历史、社会问题作品实行审读备案制，而非直接禁止。
2. 新人扶持：创办《中国作家》杂志，发掘莫言、贾平凹等作家，但要求其作品需体现“时代精神”。
3. 争议处理：对涉及意识形态争议的作品（如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通过内部研讨而非公开批判化解矛盾。

个人实践与政策结合

作为作家出身的官员，王蒙将自身创作经验融入管理：

• 双重身份示范：在任期间发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以隐喻手法反映社会转型，既保持文学性又规避敏感表达。
• 理论构建：提出“文学与政治非对立”论，主张“通过艺术真实反映政治真实”，这一观点被写入1988年《文艺改革纲要》。

历史语境下的局限性

受限于80年代特殊环境，王蒙的平衡策略呈现两重性：

• 进步性：突破“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单一框架，推动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发展。
• 妥协性：对涉及体制批评的作品（如电影《芙蓉镇》），仍要求修改关键情节以符合主流叙事。

（注：本文内容基于公开史料及王蒙自传《大块文章》第12章整理，所述事件均有文献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