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作为民国初期法统象征，其复会直接挑战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法理基础，二者在权力来源与程序正当性上存在结构性冲突。

政治基础的分歧

宪政框架的博弈

段祺瑞通过“再造共和”获取执政名义，但解散旧国会、组建安福俱乐部的行为，导致1917年护法国会与北京政府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国会派主张依据约法召开正式议会，与皖系操控的临时参议院产生制度性矛盾。

权力来源的对抗

• 军事强人逻辑：段祺瑞倚重督军团支持，主张"武力统一"
• 法统延续诉求：国会议员坚持1913年《国会组织法》规定的立法权
• 国际承认差异：南方军政府获得部分国家议会外交承认

历史实践的冲突

1918年安福国会选举中，皖系操纵十三省选区产生472名议员，而孙中山在广州召集的非常国会持续运作。这种双重议会体系暴露了北京政府宪政架构的脆弱性，直接削弱段祺瑞政权的广泛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