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在检讨中对其与中央“组织上的对立”问题的解释充满了为自己开脱责任的意味。他主要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解释。

首先，他将责任部分归咎于对形势判断的差异。张国焘称自己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央的一些决策不符合实际情况。例如在战略方向上，他觉得南下更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和生存，而中央坚持北上的路线是过于冒险。他强调自己是从保存红军实力和争取更大发展空间的角度出发，才会与中央在组织决策上产生分歧。

其次，张国焘提及通讯不畅和信息传达不及时的问题。他表示由于当时的通讯条件有限，导致双方对彼此的意图和计划理解不够准确。这使得在一些关键决策上，无法及时有效地沟通协调，进而引发了组织上的对立。

再者，张国焘还试图从个人性格和工作方式的差异上寻找借口。他声称自己性格较为直接，在工作中更注重实际效果，而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可能更倾向于遵循既定的程序和原则。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彼此之间的合作，导致了组织上的矛盾和对立。

但实际上，张国焘的这些解释只是为了掩盖他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他的行为本质上是出于个人野心和权力欲望，企图另立中央，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历史已经证明，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而张国焘的分裂行径给党和红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