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南北奔波源于多重社会关系与经济压力，选择昂贵交通的背后是无奈与矛盾。

一、南北两地的责任牵绊

徐志摩1930年代需同时应对北平的教学工作与上海的家庭生活。以下为两地核心事务对比：

两地往返的直接原因是陆小曼拒绝迁居北平，且徐志摩需通过兼职（如撰稿、翻译）维持妻子在上海的高消费生活。

二、经济压力与交通选择的矛盾

徐志摩月收入约600银元（北大教授薪资+稿费），但陆小曼的鸦片、社交等开支超300银元，迫使他频繁接洽工作。当时交通成本如下：

• 火车：北平至上海三等座约40银元，耗时2天
• 飞机：中航“济南号”单程50银元，仅需6小时

尽管飞机费用更高，但徐志摩在1931年11个月内搭乘飞机23次，因时间紧迫（如赶课、处理债务），只能选择“借钱乘机”，形成“越穷越飞，越飞越穷”的恶性循环。

三、社会关系网中的夹缝生存

徐志摩的奔波亦受文人圈影响。例如：

1. 北平友人压力：胡适等人催促其专注学术；
2. 上海家庭危机：陆小曼与翁瑞午同居引发舆论争议；
3. 情感纠葛：与林徽因的旧情使其不愿久居上海。

多重矛盾下，飞机成为他“逃避现实”与“快速切换身份”的工具，最终因1931年空难终结这一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