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重庆的地方治理因政治资源、政策优先级及管理架构的变化，呈现出多维度调整。以下从行政、经济、社会三方面展开分析。

一、行政资源重新分配

还都前：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拥有中央直属机构及大量行政人员；还都后，机构撤离导致地方行政能力弱化。例如：

这一变化迫使重庆地方当局转向依赖省级财政支援，自主决策空间受限。

二、经济定位转型

战时的工业中心地位逐渐被削弱，政策支持减少。1945年重庆工业产值占全国35%，至1948年降至12%。国民政府将重点转向沿海城市，重庆的交通、能源项目投资缩水，例如成渝铁路建设因资金短缺一度停滞。

三、社会治理模式调整

1. 人口流动：随公务人员东迁，城市人口减少约40%，治安压力缓解但消费市场萎缩。
2. 公共事务：原由中央直管的教育、医疗等事务移交地方，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凸显。以高等教育为例，1947年重庆高校经费较1945年减少58%，导致部分院校合并或关闭。

上述转变反映出政治重心转移对地方治理的连锁效应，重庆从国家战略核心转为区域节点，其治理逻辑随之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