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冬，一场由会党、矿工与革命党联合发动的反清起义在湘赣边境爆发，这场被称为“辛亥预演”的起义，以燎原之势撼动长江中下游，成为近代革命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起义背景：天灾与人祸的叠加

1906年夏，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灾，湖南浏阳、醴陵与江西萍乡一带灾情尤为严重，农田淹没、房屋倒塌，灾民流离失所。地方官僚与豪绅趁机哄抬粮价，米价暴涨至每石3银元（约合今人民币600元），饥民“以草根树皮为食，饿殍遍野”。

与此同时，湘赣边界的会党组织——洪江会，因1904年华兴会起义失败而转入地下。原哥老会首领马福益被清廷捕杀后，其旧部龚春台、肖克昌等人在安源煤矿及浏醴农村秘密活动，吸纳矿工与农民入会，至1906年已发展会员超10万人。同盟会东京总部察觉此革命潜力，派遣刘道一、蔡绍南等回国联络会党，筹划起义。

起义爆发：从麻石到三省边界的战火

1906年12月3日深夜，醴陵麻石镇突然聚集数千名头缠白巾的起义者。洪江会头领廖叔保因不满清军频繁搜捕，率先竖旗起事。次日，龚春台在浏阳高家台宣布成立“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发布檄文称：“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

起义迅速蔓延：

• 安源矿区：6000余名矿工在肖克昌带领下夺取矿警枪支，切断电报线路；
• 浏阳：姜守旦率“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军”响应，提出“勿狃于立宪专制”；
• 醴陵：李香阁部攻占团防局，开仓放粮，三日扩军至万人。

至12月中旬，起义军控制湘赣边界30余乡镇，总兵力达3万，清廷震动。

清廷镇压：四省联剿与战术困境

面对起义，清廷紧急调集湘、鄂、赣、苏四省新军及绿营兵5万余人围剿，并雇佣德国军事顾问制定“分进合击”策略。

起义军虽士气高昂，但面临致命短板：

1. 武器劣势：仅20%人员配备火枪，多为土炮、长矛；
2. 指挥分散：洪江会、洪福会等派系各自为战；
3. 后勤断裂：粮食弹药依赖临时缴获，无法持久。

至1907年1月，清军攻陷起义核心区，肖克昌、刘道一等领袖阵亡，龚春台化装逃亡长沙，万余群众遭屠杀。

历史回响：辛亥革命的预演

尽管失败，萍浏醴起义对近代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政治层面

• 首次实践同盟会纲领，檄文中“平均地权”主张较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更具体系；
• 暴露清军战斗力低下：5万正规军耗时两月镇压乌合之众，加速革命党武装起义决心。

社会层面

• 安源矿工成主力，标志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为十年后毛泽东考察安源埋下伏笔；
• 长江流域会党网络遭重创，迫使革命党转向新军，间接促成武昌首义。

国际反应
英、日军舰驶入长江“护侨”，《泰晤士报》评论称：“若革命党获得现代武器，清帝国将瞬间崩塌。”

未竟之问：会党与革命的悖论

起义凸显会党参与革命的矛盾性：一方面，其基层组织能力为革命提供人力；另一方面，旧式帮派习气导致纪律涣散。龚春台在檄文中强调“服从大哥命令”，却未建立有效指挥体系，最终被清军逐个击破。这种双重性，成为此后革命党“联合会党”策略反思的起点。

1906年的硝烟虽散，但湘赣边界的抗争火种未熄。六年后，武昌城头一声枪响，终结了延续两千年的帝制——而萍浏醴的矿工与会党，正是这声惊雷最早的引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