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工商业者发起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对华出口骤降超60%。这场跨越百年的经济抗争，至今仍在以新形式延续。

1931：民族危亡下的自发行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揭开侵华战争序幕。面对军事侵略与经济掠夺的双重压迫，中国工商业者迅速反应。同年12月23日，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的商人联合宣布对日经济绝交，掀起全国性抵制日货浪潮。据统计，1931年9月至12月，日本对华出口同比降幅达34%至63.8%，其在华商业地位从首位跌至第五。

经济绝交的具体措施包括：

• 供应链切割：工厂停用日本原材料，如天津纺织厂改用国产棉纱；
• 流通抵制：商会要求码头工人拒卸日货，银行停止对日商信贷；
• 消费替代：商家张贴“本店不售日货”标识，市民以国货煤油灯替代日产“洋油灯”。

这一阶段，民族企业成为替代主力。例如，荣氏家族的申新纱厂产能扩增40%，填补日资纺织业空缺。

组织化抗争：从零散行动到全国网络

抵制运动初期以自发为主，后期逐渐形成系统性组织：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这种组织力达到顶峰。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完成“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将9万吨工业设备转运西南，保住战时经济命脉。

当代转型：从抵制到产业竞争

21世纪以来，经济抗争呈现新特点：

1.市场地位逆转
2005年，日本对华贸易占比从1994年的24%降至13%，而中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这种依存关系变化，使“抵制”转化为产业链博弈。例如，华为5G技术迫使东芝、NEC退出通信设备市场。

2.技术替代路径

• 半导体：长江存储打破日本东芝的3DNAND垄断；
• 新材料：山东玻纤的电子纱替代日东纺产品；
• 精密设备：上海微电子的光刻机突破尼康专利壁垒。

3.舆论战新形态
2024年香飘飘奶茶“核污水讽刺杯套”事件，反映民间经济抗争的符号化传播。尽管遭遇“爱国营销”争议，但事件促使日资食品企业市场份额下降2.3%。

历史镜鉴：经济抗争的底层逻辑

百年抗争史揭示两条规律：

1. 替代能力决定抗争成效
   1931年纺织业替代成功，但因机械、化工产业薄弱，未能全面突破；当下新能源、半导体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使博弈更具主动性。
2. 政商协同是关键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颁布《查禁敌货条例》，与民间形成合力；如今《反外国制裁法》《出口管制法》提供制度支撑。

这场跨越世纪的经济较量，既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史，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奋斗史。从天津国货商行到全球产业链竞争，商人群体的角色始终在变，但“以商卫国”的精神内核从未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