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将灭绝种族罪定义为国际法上的罪行，其核心在于避免任何时间背景下的暴行被合法化，确保人类文明底线不受时空限制被践踏。

历史教训：突破“战时限定”的狭隘性

二战前，国际法仅将大规模暴行与战争挂钩。例如：

公约制定者意识到，若仅限“战时”，政权可能以“和平时期”为借口实施暴行。例如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发生于国内冲突中，公约的“无时限”条款成为追责依据。

法律全面性：堵住“时间漏洞”

公约第二条明确，蓄意消灭特定族群的行为，无论是否处于战争状态，均构成犯罪。这一设计基于以下逻辑：

1. 人权保护无期限：族群生存权是基本人权，与战争与否无关；
2. 预防暴行升级：和平时期的歧视政策可能是灭绝种族的前奏，需提前干预；
3. 避免政治操作：防止国家以“非战争”为名逃避国际制裁。

国际共识：超越意识形态的底线原则

公约通过时，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个国家首批签署。中国代表曾指出：“灭绝种族是对全人类的威胁，任何时间实施都不可容忍。”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全球153国批准该公约，其中87%的国家在立法中采纳“平时与战时同等入罪”条款。

实践意义：构建全球预警机制

公约的“无时限”特征推动国际社会建立暴行监测体系。例如：

• 联合国设立“灭绝种族预警办公室”，重点关注和平时期的族群矛盾；
• 国际刑事法院对苏丹达尔富尔案件的调查，涵盖冲突前后的系统性迫害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