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1921年重建政府的行为，与其对法统延续、时局判断及革命策略调整密切相关，以下从多重维度展开分析。

一、法理基础与政治身份的变迁

1921年孙中山选择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而非沿用临时大总统头衔，本质在于：

1. 法统重构需求：1913年国会遭解散后，1917年护法国会已不足法定人数，需通过新选举确立合法性
2. 职务象征意义：临时大总统属过渡性质，而"非常大总统"由非常国会选出，强调革命政权的延续性
3. 国际承认考量：原临时政府未获列强承认，新政府试图通过法定程序争取外交突破

二、时局演变与军事现实

• 北方政权更迭：直皖战争（1920）后北洋系分裂，徐世昌任总统的北京政府合法性受质疑
• 南方控制强化：粤军回师驱逐桂系（1920-1921），实际掌控广东根据地
• 护法运动局限：1917-1920年护法军政府受西南军阀掣肘，需建立集权体制推进北伐

三、战略目标的升级转型

1. 从护法到建国
   1917年护法运动聚焦恢复《临时约法》，1921年转向建立"正式政府"，标志从维权斗争转向政权建设。

2. 军事动员需要
   新政府设立陆军部、海军部，颁布《军事改革案》，筹备北伐需统一军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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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军事部署
   
   ├─整编粤军为5个军
   
   ├─设立桂林大本营
   
   └─联络皖奉形成反直三角同盟

3. 政治理念实践
   试行五权宪法构想，设立法、行政、监察等五院雏形，区别于临时政府时期的三权架构。

四、内外环境交互影响

• 列强态度转变：华盛顿会议（1921-1922）召开在即，试图通过建立正式政府获取参会资格
• 共产国际接触：马林来华（1921.12）前夕，政权实体更有利争取外部支持
• 民众动员考量：新政府颁布《工会条例》等法令，强化工农阶级支持基础

通过法理创新、军事整备与战略升级，孙中山此举既为突破护法困局，亦为后续联俄容共政策奠定组织基础。这种政治选择深刻反映民国初年宪政实践与革命逻辑的复杂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