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至1967年间，中央发布的文件在政治运动导向、经济管理等方面存在局部调整，反映出政策执行中的阶段性矛盾与纠偏尝试。

主要文件及核心内容对比

政策调整的具体表现

1. 政治运动与经济稳定的矛盾
   1966年底《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试图平衡运动与生产，但基层单位因武斗频发导致停工停产，政策实际效果受限。例如，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后，多地生产陷入瘫痪，迫使中央于同年10月发布《关于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要求停止派系斗争。

2. 对基层政权的态度转变
   1966年12月《农村十条》明确“不得把斗争锋芒对准公社以下干部”，与同年8月《十六条》中“整党内走资派”形成对比。这种调整源于农村基层管理体系濒临崩溃，粮食征收出现危机。

3. 教育领域政策反复
   1967年3月文件要求学生“复课闹革命”，但同年10月又提出“教育革命要彻底打破旧制度”，反映中央在维持社会秩序与推进激进改革之间的摇摆。

矛盾根源分析

• 目标冲突：运动初期“反修防修”的抽象目标与具体社会治理需求难以兼容。
• 执行失控：地方激进派系曲解中央文件，如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中群众组织对抗军队，迫使中央出台《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 权力结构变化：中央文革小组与国务院业务班子在政策制定上存在分歧，例如1967年2月“二月逆流”事件后，经济部门领导权进一步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