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李鸿章历时190天访问欧洲八国，通过外交互动与技术引进，重塑了中国与欧洲的军事合作、工业模式及外交认知路径。

一、军事技术合作模式转型

李鸿章在德国、英国考察期间，重点关注军工生产体系，促成多项装备采购与技术合作。

此阶段合作暴露清廷对西方技术“重采购轻吸收”的局限性，但为20世纪初军事改革奠定基础。

二、外交策略的双向调整

1. 欧洲对华认知转变
   李鸿章以“东方俾斯麦”形象展示清政府改革意愿，促使英德等国调整对华政策，从“武力征服”转向“资本渗透”。
   • 例：中俄《密约》谈判期间，德国主动提供贷款以制衡沙俄扩张。
2. 清廷外交重心转移
   访欧后清廷设立驻外使馆常态化机制，1898年颁布《出使章程》，推动外交官职业化，弱化“以夷制夷”传统策略。

三、工业化路径的争议性探索

李鸿章将欧洲铁路、纺织业经验纳入洋务运动，引发国内保守派与革新派激烈辩论：

• 实践成果：汉阳铁厂引入英国工程师，采用欧洲高炉技术。
• 制度冲突：官督商办模式与欧洲市场化机制难以兼容，导致多数项目效率低下。

四、文化互鉴与舆论博弈

访欧期间，李鸿章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阐释儒家治国理念，同时欧洲媒体大量报道其行程，形成两种效应：

1. 正面效应：部分欧洲精英阶层重新评估中国文明价值。
2. 负面效应：猎奇式报道强化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为后续“黄祸论”埋下伏笔。

五、经济依附关系加深

欧洲列强通过李鸿章访问扩大在华利益，典型事件包括：

• 比利时获得卢汉铁路修筑权
• 法国资本渗透云南矿业
• 英国扩大长江流域航运特权
  这种“以技术换市场”的模式使中国更深卷入全球经济体系，但丧失部分经济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