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成立初期以松散合作框架为主，成员国间差异显著，协调法律约束力需平衡主权与集体利益，长期博弈导致宪章制定滞后。

一、成员国差异性与“东盟方式”制约

东盟10国在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宗教上差异巨大（例如印尼的民主制与越南的一党制），早期合作依赖“协商一致”原则，避免强制约束。
核心矛盾：

• 主权优先：各国对主权让渡敏感，如缅甸军政府时期拒绝外部干预。
• 非干涉传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东盟未建立强制互助机制，维持不批评成员国内政的立场。

二、冷战与地区局势影响

冷战时期东盟聚焦反共与安全合作，法律化需求较弱；后冷战时代全球化推动规则重塑。
关键事件：

三、经济合作与政治目标的分阶段推进

2003年“东盟共同体”构想提出后，自贸区（AFTA）等经济整合先行，倒逼法律框架完善。
经济整合成果：

• 1992年AFTA启动，关税减免覆盖90%商品；
• 2007年跨国投资增30%，但争端解决机制缺失引发摩擦。

四、全球化与区域竞争驱动

中国、印度崛起促使东盟加速整合，2007年宪章明确法人地位，以应对亚太权力结构变化。
宪章核心条款：

• 设立常驻代表委员会；
• 规范成员国退出机制；
• 将人权、环保纳入合作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