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案件是否揭示了特权阶层对法律的漠视与权力滥用？

案件背景与核心矛盾

常威作为地方官员，利用职务之便长期压制戚家，最终因争执升级，指使家丁杀害戚家十三口。其行为暴露了封建社会中官僚阶层对平民的绝对权力掌控。

权力逻辑的三个维度

1. 身份特权
   常威凭借知县身份，将个人恩怨合法化为“公务行为”，甚至在案发后试图以“剿匪”名义掩盖罪行。这种以权谋私的逻辑，印证了封建社会“官本位”对法律的架空。

2. 司法垄断
   案件初期，常威通过操控地方司法系统拖延调查，暴露出基层司法权被官僚私有化的现实。其子常炜（监生）的介入进一步显示科举特权对司法公正的侵蚀。

3. 暴力合法化
   家丁作为常威的私人武装，被默许执行“私刑”，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特权阶层将暴力工具私有化的普遍现象。

历史视角下的制度批判

• 法律虚无主义：案件审理中，乾隆帝虽严惩常氏，但未触及制度性腐败根源，仅以“特例”处理，凸显封建法制对特权阶层的保护性。
• 社会结构固化：戚家作为平民阶层，即便遇害后仍需通过上访才能启动司法程序，印证了“告状难”在封建社会的普遍性。

现实启示

该案件警示我们，权力监督机制的缺失是特权滥用的温床。历史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价此案时指出：“官吏犯赃，法外常有宽宥，民命反不如银钱重”，直指封建法制的双重标准。

（注：本文内容基于历史文献记载，不涉及任何现代政治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