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庐山会议的经济调整源于大跃进中的政策争议，其决策直接关联后续国民经济走向。

背景：大跃进与政策分歧

1958年，中国推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超英赶美”目标，导致工农业指标虚高。1959年初，各地出现粮食短缺、工业产能过剩等问题。同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初期以纠正“左”倾错误为主，但因彭德怀上书批评政策，会议转向反“右倾机会主义”，原定经济调整计划被部分推翻。

经济指标调整内容

下表对比1959年原定计划与庐山会议后的实际调整：

影响分析

1. 短期经济恶化
   钢产量高指标导致资源向重工业过度倾斜，农业与轻工业投入不足，加剧粮食危机。1959-1961年，全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

2. 政策矛盾加深
   会议未彻底纠偏，反而压制党内批评声音，导致地方继续虚报产量。1960年钢产量目标再次升至1840万吨，进一步透支经济潜力。

3. 长期治理模式转型
   1961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但庐山会议的决策滞后使调整推迟两年，国民经济损失扩大。

数据争议与历史评价

• 部分学者认为，庐山会议初期拟定的指标调整（如钢产量下调）具备合理性，但因政治斗争未能落实。
• 官方档案显示，1959年实际粮食产量比1958年下降15%，但当时统计系统受政治干预，真实数据可能更低。

（注：本文数据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统计年鉴》等公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