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引用历史典故揭露侵略暴行的群体心理威慑，结合史料证据形成逻辑闭环，驳斥战犯对罪责的淡化或否认。

历史记载与法律论证的结合

中国代表在法庭辩论中，常以文化符号与历史记忆为切入点，强化对战争罪行的定性。例如：

具体反驳路径分析

1.以成语揭示心理威慑机制
引用“谈虎色变”等典故，论证侵略者通过系统性暴力制造社会恐惧（如731部队人体实验、南京大屠杀），其影响远超物理伤害，形成代际创伤，使战犯无法以“执行命令”开脱。

2.历史事件佐证罪行

• 文献实证：采用《满铁档案》《日本关东军防疫报告》等原始档案，证明细菌战、强制劳工等计划的预谋性。
• 数据对比：如南京大屠杀期间红十字会掩埋尸体记录（4.3万余具）与日军声称“无组织杀戮”的矛盾。

3.文化共鸣强化正义性
通过“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等传统训诫，强调战争罪行违反中华文化中的“仁”“恕”底线，同时符合现代国际法对反人类罪的界定。

4.逻辑拆解辩解漏洞
针对战犯“不知情”或“被胁迫”的托词，援引日军内部《作战日志》中明确记录的命令链（例如：某联队单日处决平民300人需上报审批），证明暴行具有组织性和目的性。

效果与意义

此类论证不仅还原历史真相，更将文化叙事转化为法律证据，迫使法庭承认侵略行为的反文明本质。例如东京审判中，中方提交的《日军暴行证据汇编》（含1600份证词）直接导致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极刑。